宋乔安明知道她为了生存隐姓埋名，却依然为了报仇，选择曝光她的家庭地址，让她无法在立足于社会。

宋乔安可以选择不利用手中的媒体权力去曝光的，但她没有。宋乔安，是受害者，如今变成了加害者。

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，善与恶之间，一步之遥。

——第三个是李晓明辩护律师王赦的家庭。

王赦，作为一名人权律师，他只是认为杀人犯也有人权，也有接受辩护的权利；而且，他想了解犯人的动机，用自己的专业帮助那些罪犯重获新生，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。

但公众对他的做法十分不满，泼大粪、网络谩骂、发恐吓短信······

王赦为了弄清李晓明杀人的真正原因，去找李晓明的父母和妹妹，去找宋乔安一家，处处碰壁。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。

律师的妻子，其实是通情达理的一个人。

但是，面对网友的诅咒、谩骂，甚至威胁女儿的安慰，她开始慢慢抱怨丈夫为了精神病人，置自己家庭的安危于不顾，岳父岳母也不理解女婿。

面对杀人犯，民众的恐慌其实可以理解。但是通过辱骂、威胁人权律师来泄愤，的确太不理性了。

这似乎是一个众生皆有病的社会。

人性，是一个光谱，一端是善，一端是恶。

因为不同的立场，不同的感受，人与人之间的裂痕不停地扩大。

这种裂痕，小到夫妻间、子女间的不理解，公众对精神病患者、对人权律师的不理解；大到受害者家属对杀人犯及其家人的仇视和愤恨。

人人都是受害者，人人又都是施害者，这像是一个死循环。

电视剧的走向，裂痕本来似乎在越来越大，最后峰回路转，给出了“未来的样子”，有点突兀，又顺理成章。把观众满腔的愤懑和无力，都化作了感动的眼泪和对未来的期待。

因为是“未来的样子”，不是“当下的样子”。

剑拔弩张的宋乔安夫妇，因为女儿的反抗而去做心理咨询，丈夫主动做出改变，宋乔安也在多个社会事件的报道中逐渐反思媒体底线，两人的媒体理念趋于一致，并在丈夫的帮助下，一起慢慢走出了阴霾。

品位新闻台和先驱报合作，要对李晓明事件做出更客观的报道。

该事件所涉及的几方，终于比较平心静气地坐下来，分析李晓明杀人的原因，互相倾吐各自的感受，共同疗愈创伤。

李晓明的父母，开始义务帮助在事件中受伤致残的男孩，也在一点点获得受害者家庭的接纳。

作为精神病从业者的宋乔平夫妇，因为在精神病患者问题、是否要保留小孩上存在争议，关系闹得很僵。最终在宋乔平成功安抚了精神病患者应思聪的时候，理解了彼此的处境。

为做正义的人权律师不顾自己家庭的王赦，在意外失去自己的孩子之后变得颓废，一度想要放弃做法扶律师，最终却在妻子的谅解中获得了救赎。

“有时候我甚至会想，如果我早一点明白你说的话，也许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我好怀念那个充满温度的老公，那个眼神里面闪烁着光芒的老公。”

故事的结局，最终把观众满腔的愤懑和无力，都化作了感动的眼泪和对未来的期待。

还是要有一点希望，鸡汤也好，期待也好，不然呢？

在这部剧中，无论从主人公的媒体人身份设定，还是每集以沸腾喧嚣的网络舆论开场，都想要探讨媒体的社会角色，尤其是媒体报道的伦理困境。

我是新闻学专业出身，对于媒体的伦理困境深有感受。

对于媒体而言，秉持新闻专业主义和职业操守很难，常常会受到商业利益的裹挟，比如收视率。

发生重大社会事件时，抢速度比求证真实性、博眼球比平淡无奇，更能换取收视率。

作为品位电视台的新闻部主管，她深谙此道，迎合受众。于是才有其他电视台播放爆炸事件的跟风，才有将新闻标题从“撞死邻家女大学生”改为“撞死高材生”。

此外，在一个媒介化的社会，社会公众是通过媒体来认知社会的，而媒体的导向容易让公众形成对一些事情的刻板成见，甚至污名化一些群体。

比如精神病患者。当发生犯罪事件时，媒体容易未经查实就将对方归为精神病，妖魔化这一群体，认为精神病患者就是变态，让公众形成了对于他们惧怕和恐慌。

更有甚者，有时，媒体也有可能在无形之中杀了人。

除了媒体的伦理困境之外，这部剧还在探讨法律和人权律师从业者的困境。

法律，是维护谁的正义？

我们也许会不假思索地说，当然应该是所有人，因为人人生而平等。

但是，面对杀人嫌疑犯呢？

王赦作为人权和法扶律师想要维护的，不过是杀人嫌疑犯的人权：“法律上还没有被定罪以前他都不是罪人。”

但是，还没等法律审判，舆论已经先行将嫌疑犯直接当作杀人犯，辱骂他们甚至他们的家人。

程序正义，实体正义，哪个更重要？

这似乎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，在每个人心中的天平上，都会向不同的方向倾斜。

在第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《十二怒汉》中，一个在贫民窟长大的18岁少年因为涉嫌杀害自己的父亲被告上法庭，证人言之凿凿，各方面的证据都对他极为不利。

因为程序正义，这个本无罪的少年，最终获得了实体正义。

但是，在《辛普森：美国制造》中，也因为程序正义，让本是杀人犯的辛普森利用陪审团制度，逃脱了法律制裁，最终损害了实体正义。

在不同的案例中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

但是，我个人还是更偏向于程序正义。没有程序上的正义，最终必将损害实体正义。

因为在国家机器面前，个人的力量很弱小，若不强调程序上的正义，若不采取疑罪从无的原则，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，比如聂树斌强奸杀人案、佘祥林杀妻案等等。

在这个似乎众生皆有病的社会，人性在善恶的光谱中来回游移。

也许一不小心，我们就会从受害者，变成施害者；或者在社会舆论中，从旁观者，变成一个施害者。

媒体和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机构，面临着诸多的伦理困境，媒体和法律都容易沦为权力、商业利益或公众舆论的奴仆。

媒体人和律师似乎在社会分工中扮演着比其他人更重要的角色。若他们在人性的光谱中偏向了恶，灾难可能更大，媒体便发挥不了社会公器和舆论监督的职能，法律也无法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。

好人与坏人，善与恶，有标准答案吗？没有。

也许，我们能做的，是不断地学习共情，学习换位思考去理解他人，并不断地反思是否自己在变成施害者，才能尽可能避免“平庸之恶”。